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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戈:瞬间与永恒”展维也纳艺术论坛美术馆开

2019-09-29 07:31

在进入21世纪后的这几年里,朝戈的绘画愈发显现出内在力量与视觉传达的一致性,可视的形象成为了一种种精神的形象。他仍然描绘人物和风景,人物仍然是草原上的人和城市里的人,风景也仍然是草原的风景或都市的风景,但在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已不再是刻画的重点,人物的造型也从倾斜转为平稳端庄、表情沉静,我们很难在他(她)们脸上确切地读出那表情后面的真实含义,但我们却可以透过如浮雕般的壁画形式的画面感受到一种精神的持久与历史的厚重感,我们看到的既是属于个性化的人的存在,而这种个体又被人类普遍存在的精神性所渗透。这与朝戈在20世纪90年代创作的作品所表达的意境大异其趣,虽然同样是关于人的写实肖像画,但无论在构图、色彩、绘画语言上,还是画面的情绪上,反映的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理状况,画面由瞬间的个人情感宣泄到注入情感的转变,正是艺术家本人由不确信、怀疑、矛盾转化为不可抗拒、不可置疑的追求精神信仰的过程。

朝戈被国内美术界誉为“新古典主义”的代表画家和中国画坛的“心理学家”。他坚持精神至上,坚持人文理想,力求把复杂的社会现实上升到较高的精神层面的艺术。他的作品带有明显的中国知识分子情节,大漠、草原、云这些因素一直贯穿于朝戈的作品中,这种大风景更是一种超越存在的心理诉求。朝戈作品在深层上讲是对人的存在感的寻根溯源,这种诉求使的他的艺术有着不可动摇的立场,作品所透漏的焦虑、紧张或稳定的,永恒的结构即是这时代的表征又凸显了艺术这一语言的最终关怀。

进入20世纪90年代,朝戈开始了创作的第二个时期。伴随整个中国开始进入消费化的社会,社会的价值观正在发生着颠覆性的变化,在艺术领域也同样出现了一种普遍的价值观的混乱状态。许多艺术家在这个时期开始通过艺术来发泄内心的苦闷和对外部世界不满的情绪,这种群情激愤的结果导致了不同艺术家艺术创作类型的分流—某些艺术家陷入到了一种个人情绪的极端表达之中,包括用“波普”的方式消解历史与在中国社会曾经起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而另一些艺术家却从对社会的批判角度切入人与社会和历史的关系,朝戈就属于后者。在这个时期他的作品如《敏感者》、《西部》、《两个人》等人物绘画中,被压抑的情感转化为可视的图像,作品中的人物往往向观众方向倾斜,如同逼近所描绘对象看到的强烈透视,显得不安与焦虑,甚至有几分神经质。主观化的色彩以及充满抽象意味的线条相互融合,传达出画家对于所处时代和社会环境的瞬间感受。他这个时期的作品充满了一种心理冲突,可以看做是变革时代中国知识分子被社会放逐和遭遇精神困顿的集体自画像。画中的人物与环境相隔离,既有深刻的思索、质疑、否定,又体验着孤独和外部世界的异己性。

 

朝戈在初涉绘画之际就对古代埃及以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早期的艺术十分着迷。2000年他有机会作欧洲十国之行,此次行程使他重新认识了欧洲艺术,特别是真切体验了欧洲艺术的起源。在欧洲视觉文明的遗产面前,他感到了“一种强大而雄厚的力量”,认识到永恒与象征的意义,而埃及艺术那样具有形式意义的造型语言,令他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震撼感和敬畏感。驻足于人类宝贵文明的古代艺术面前,他重新思考了“西方艺术的总关系,比如埃及和希腊艺术的关系,希腊艺术和欧洲艺术的比较,以及两河流域艺术的特性”,也重新思考了有关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的关系。对于人类质朴时代艺术的偏爱,在本质上对应了朝戈内心一直探究的绘画本质问题,特别是人类精神的本质问题。历史总是在经历尘蔽之后才能孕育新的诞生,精神永远都是历史的,只有精神才能知懂历史。透过单纯的表象之外观照存在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现在存在着,过去存在过,将来还将存在—这种依附于人的心灵的向往实是人的一种信仰。这种信仰包含着善良的意志、爱的信念以及对于真理、公正、平等的追求。在朝戈的心灵世界中,正是秉持了这种信仰,才使得他在艺术创作中获得了一个新的立足点,由此而不断前进。任何一种东西的外在形态都会消逝在尘世上,只有作为精神动力的信仰本身才能把过去、现世与未来相连。

 

这个世界就有这样的一类人,他们不仅用伟大的心灵与纯真的伦理本能来认识这个世界,同时他们还以理性思维在感性中体现自身的信仰。这种追寻的思维使心灵脱去束缚的外壳,得以在更高的领域内驰骋,俯视浮华的世界。当艺术家不单纯依靠眼睛而依靠情感和理性把握与描绘对象世界之时,世界的存在景象就会焕发出自由的光芒。朝戈的艺术,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一种温暖的艺术,它的背景中包藏着对人性的希望。”

据悉,本次展览还得到了奥地利总理府、德国汤若望科学与艺术基金会以及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支持,将持续至9月16日结束。

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的中国艺术家是幸运的,他们经历着社会现实的变化,又得以享受社会开放与信息便捷的条件,能够自由地取用多种艺术资源进行自己的创造。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是面临挑战的,因为无论是来自历史还是来自现实的文化产品,都极容易使他们深陷迷惑。来自历史的影响容易使人跌落在传统艺术的漩涡中成为某种风格的继承者,而来自现实的文化则像一条充满嘈杂浪花而稍纵即逝、四处弥漫的河流,容易使人的精神处在散乱的状态之中。因此,如何在艺术发展中既能从容地选择和汲取自己所需要的艺术养分,又专注于自己的精神追求,成为考量中国艺术家文化学养与艺术胆识的试金石。在欧洲出现画家中的人文主义者的文艺复兴时代之前,中国古代已将怀有文化理想的画家称为人文主义者画家,认为一个艺术家如果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他当能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作出自己清醒的价值判断,他的创作动机就不是为了客观地再现眼前的事物,而是为了表达自己心中的情感,创作的结果也就是使画中的形象具有某种精神性的指向与内涵。若以这种标准衡量中国当代艺术家,朝戈堪称有代表性的一位。

面对三十年的绘画之路,朝戈在自述中说:三十年前我还是一个充满未来感的年轻人,饱含激情地在草原上行旅和创作,曾经有过灿烂的梦想。然而这三十年的流逝,似乎都没有太多时间感,像是巨大无形的情景转换,伴随着难言的阵痛。我相信我们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历史,这也是我们时代特有的不确定与迷惘的原因之一。在这三十年间,我的艺术关注了这些问题:1. 现代性。我在漫长的磨练中渴望创造出一种简洁、本质的现代艺术,但我希望其仍具有传统艺术所具有的深度;2. 并不遥远的西方传统与中国社会现实的结合;3. 使绘画承载这个时代人性的中心问题:精神与信仰,瞬间与永恒;4. 民族、地域、人文的独特性与人类普遍性的平衡;5. 绘画的本质与新的可能;6. 保持这个时代逐渐失去的某种艺术质量。

艺术的历史往往被描述为各种样式不断涌现而又不断更替的过程。在中国,20世纪最后20年以来的艺术尽管还没有退入历史的空间,但如同这个国家从政治体制到经济模式、从社会形态到生活方式所发生的巨大变迁一样,它所经历的变化也是巨大的,就像是历史的浓缩—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艺术的“现实”主要是由艺术的各种“历史”同时重现而构成的。对来自西方的异质文化的接受和对自身文化传统的重新发现交织在一起,催生出极为多样化的艺术观念与表现语言,由此构成中国当代艺术令人迷幻的视觉景象。

 

每一个画家都有他自己关于“最好的艺术”的理解与追求,朝戈的绘画历程就伴随着他对绘画到底是什么的深层追问,这也正是一个学者型画家使命感的体现。他的艺术观可以称之为“社会心理学”型的,他要做的是让绘画“与人的心理生活、心理活动及最深刻的社会存在”发生联系。在20世纪80年代,他以蒙古族人为素材,创作了《牧民的儿子》、《盛装》等作品,借助特定的民族形象,画出了普通老百姓身上蕴涵的朴素的品格,在刻画人物心理性格的同时,他自己的性格也在所画的人物中透溢了出来。

当天的展览开幕前还举行了朝戈艺术研讨会,德国与奥地利多位艺术院校教授、策展人、评论家参加,现场,专家学者们就朝戈展出作品的画面语言、时间性与现代性,朝戈作品中所突出表现的鲜明人性和人类情感以及艺术家的绘画理想等问题展开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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