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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金钱的错位:罗斯科悲怆史

2019-09-15 22:38

艾敬

罗斯科也曾努力地为自己的创作辩解。1956年他曾对批评家塞尔登?罗德曼(Selden Rodman)说:“我只对如何表现人类最基本的情感感兴趣,悲剧的、狂喜的、毁灭的等等。”

回到北京的画室,面对那么多昂贵的丰富的绘画材料,我盘算着自己该如何把它们用好。我在想自己最喜欢什么色彩,我喜欢蓝色。蓝色那么深邃,那么清凉,那么自由,有蓝调音乐、蓝领阶层。日本语“蓝即是爱”。

退回订单的事在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议,但这并未影响到罗斯科的声名。在从商业订单中解脱后,罗斯科开始为1961年的MOMA大型回顾展做准备。往日的鲜艳色彩重回他的画面,但色块边缘隐约的微光逐渐被黑色吞噬,黑暗仿佛在里面扎了根,即便是最明亮的橙色,也开始带上了宿命般的悲剧感,

R先生的魔咒

而这件作品与罗斯科的早期赞助人佩吉·古根海姆(Peggy Guggenheim)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令他颇具传奇性。1945年,她将罗斯科的《海边的缓慢漩涡》(Slow Swirl at the Edge of the Sea)借展予SFMOMA,展览结束后便将作品捐给博物馆。SFMOMA收藏《海边的缓慢漩涡》直至1962年时,博物馆向罗斯科提出以此作换取另一幅更为当代的作品的请求,获得同意后,馆方选择了一幅1960年的《无题》并收藏至今。

一年多的起伏与跌宕,我在渐渐地试图去理解这些色彩之间的关系和构成、逐步地进入了“R先生”的世界。我发现这些色彩就像迷人的魔,无形无踪影,让人痴迷、陶醉、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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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不再画“R先生”系列,就这几张已经足够。这个世界上不需要另外一个罗斯科,没有人能够超越他,我不能,也不想了。我不想成为他,也无法成为,我就做我自己,一个能够拥抱阳光和土地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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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游戏都是有危险性的,颜色的游戏也不例外。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沉淀,罗斯科的画作大都已进入博物馆收藏体系,能在市场上流通的作品数量有限,每年只在10件左右,从而成为拍卖场上的稀缺资源和抢手货,这也是此次SFMOMA释出罗斯科大作备受关注的原因。

还记得在我筹备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展览期间,我每天手提着重重的公文包,里面全是各种文字和图片资料,其中我常常带着的一本画册是艺术家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的,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和那些色彩。我对他的作品不陌生,但是我对于艺术家本人却没有任何认知。我从未去查阅有关他的资料,虽然我十几年前就买过他的画册。他的作品常常出现在拍卖预展上,我曾近距离地观看,我琢磨不出他的作品有什么高深,但却是那么深深地吸引着我。开始我觉得他对色彩层次的把握有点像中国的水墨画,轻薄而细腻,但后来又觉得他的色彩似乎在传达着色彩以外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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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一个人留在纽约,纽约的冬天很冷,我的貂皮大衣被我当成军大衣,为我遮风挡雨。我住在纽约下城这几年最喜欢的酒店,每天步行去画室练习素描,一天六个小时两节课,有时候九个小时三节课。那是一个给画家练习人体素描和速写的画室。人体模特都很有特色,黑人白人,男人女人,胖的瘦的都有。练习时间有从一分钟、五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到四十分钟不同的时长,提供不同的练习方式。

罗斯科《无题》布面丙烯 233.7 × 200.3 cm 1969年

多年前我就曾经预言了自己,在我出版的《艾在旅途》中我写道:“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一路采集一路收获,直到有一天我遇到自己的土地,在那里将有更大的快乐和幸福等待我去耕耘去劳作。”

严格说来,罗斯科的大师地位的确立是1990年代之后的事情,随着《罗斯科传》,《艺术哲学:艺术家的真实》等一系列研究专着的出版,罗斯科才得到艺术史应有的认可。

我把自己归零,从地面开始。这个画室比地面更低,在地下室,需要走入一个陡峭的长楼梯。我每次抓牢把手,坚定地避免着滚楼梯事件的发生,这里来的画家什么样的都有,职业画家,年轻画家,住在附近的很多知名艺术家也来,但彼此很少有交流。每节课只有一次15分钟休息,大家都安静地专注于模特和笔下。这里就像是艺术家的“健身房”,操练着技法,也是一种休息。

罗斯科《NO.1(Royal Red And Bule)》布面油画 288.9x171.5cm 1954年 2012年纽约苏富比成交价:7512万美元

在拉斯维加斯,为了打发时间,我每天去蒸桑拿和按摩,几天后终于登上去纽约的飞机。我的脸由于先前的感冒脱水,以及过度地蒸桑拿而出现各种爆皮以及一块块儿的红色敏感状,我对老伴儿说:“不好意思啊,以后我的脸就这样了。”

但即便走到了死亡的终点,金钱带给罗斯科的烦恼却因此消散,反而演变出20世纪最轰动的艺术丑闻:在罗斯科逝世后,其生前的经纪人伯纳德·莱斯(Bernard Reis)非法占有了他的大量遗产,并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抛售了800多幅给马尔伯勒画廊(Marlborough Gallery),后来罗斯科的儿子与马尔伯勒画廊之间经历了一场漫长的法律争端,才为丑闻画上句号。

这个过程中,在老师的提醒下,我尝试用自己的左手绘画。我发现自己的左手那么有意思,那么自由,左手画出的线条没有胆怯没有顾虑,自由流畅,似乎不可控却又能很完满地收尾。我对自己的左手非常满意。由此我想,每个人都有一个特别之处,还没有被发掘,或许是被岁月埋没了吧?我特别高兴。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战后艺术家的纷纷离世,作品流通量充沛,历史价值显赫的抽象表现主义成为美国市场的“显学”。1999年,罗斯科的作品《No.15》首次突破千万美元大关后,其画作价格一路攀升,成为名副其实的蓝筹艺术家。

色彩的记忆

但对于罗斯科来说,高昂的价格,以及“真美”、“真壮观”之类赞叹都是对其作品最大的误读。在他看来,受市场喜爱就意味着作品将会沦为功能性的“装饰”,而这远非他的本意。

于是我背起行装,回到了家乡,回到了土地。如今的乡村已经大变样,我几乎找不出视觉的记忆。我发现,所有记忆都是有关情绪的。也就是说,视觉艺术、音乐、诗歌或者文学语言都是在描绘主观情绪和情感,100%去呈现现实是另外一件事情。

在罗斯科逝世的那个年代,以安迪·沃霍尔为代表的波普艺术开始兴起,抽象表现主义成为新贵上位的垫脚石。而且即使在抽表团体内部,罗斯科当时的地位也远不如波洛克、德·库宁等旗手,长期处在被忽视的地位。

直到我的装置作品《我的母亲和我的家乡》在我母亲和家乡亲友们的帮助下完成后,我才惊异地发现,这个作品背后的色块呈现那么像是罗斯科的作品。不可思议,这种巧合激励着我去探究和实践。我开始着手创作色块作品“R先生”系列(这是我作品完成后才想到使用的名字),尽管在创作过程中我不想去想这个人,但是他的影响就在我的周围,那些色块儿的构成总是脱离不开他的影子。我愤怒,我挣扎,我想去超越,却如同抽丝剥茧一般痛苦!绘画已经在20世纪死亡了吧?!我怀疑。

可以说,此时,罗斯科的风格才完全成熟,他真正实现了他传达“悲剧、狂喜、毁灭”等人类原始情绪的目标,他不必再大声呼喊,人们只用站在画面前,浓烈的情绪便会扑面而来,吞没所有。

在其中一件作品《I LOVE COLOR #6》创作的一年多的时间里,画到最后,我是关掉画室的灯在傍晚画画,享受着那些颜料和色彩之间产生的光影。在没有照明的帮助下,透过窗外的自然光线我还在叠加颜色,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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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北京,我以记忆中的东北乡村,以大自然的丰收景象、玉米地、金黄色、太阳、不同阶段的绿色作为基调展开了我的色彩之旅。我欣喜地发现,原来自己非常善于运用色彩,大胆准确,毫不迟疑。我常常不自觉地采用明亮的黄色,这些黄色也有不同的层次,由深黄到更鲜亮的黄,就像太阳和光亮。我在这些色彩前面画超过两个半小时就会被这些光亮刺激而昏眩。我夸张地使用这些色彩,把自己的情绪和情感痛快地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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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画蓝色,将各种蓝色叠加在一起,无法自拔,陷入分不清理还乱的境地。蓝色,我根本无法掌控,难道说,我的特质不是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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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的春节,我回到纽约住了一个月。春节期间我一直在感冒,我咳嗽,喉咙吐出的痰是那么“霾态”。我不想描述那些,那些是过度劳累以及我热爱的北京给我的,我必须接受。春节我先在洛杉矶度过,每天睡在酒店里不想醒来,虚汗常常湿透了床单,松软的床被我睡了一个潮湿凹陷的坑,我不喜欢加州,不喜欢好莱坞,尽管日落大道城就在酒店门外,可是我宁愿睡觉,反正我感冒了,还很重,于是我吃药,喝药水,喝鸡汤,心里盼着回到纽约。

泰特现代美术馆罗斯科厅

我想到了自己儿时的记忆,我的家乡沈阳,我儿时寒暑假常常去的新民县,乡村里的苞米地和丰收,土地和金灿灿的太阳,或许那是属于我的色彩?

即将于今年5月开始的纽约春拍中,罗斯科将再一次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珍藏五十余年的罗斯科1960年作品《无题》将从馆藏中释出,纽约苏富比以3500万—5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36亿-3.37亿元)的估价上拍。

到了纽约的第二天早上,我就奔向我的皮肤科医生,我的皮肤马上就好转了,对此我从不担心,让我焦虑的是,我的感冒还没有痊愈。我不能喝咖啡了,我的嗅觉和味觉本能地不接受咖啡,可是我的生活习惯,我的记忆离不开咖啡。

这批画直到罗斯科死后才真正交付,晦暗凝重色调构成的巨幅画作,塑造了一个具有悲剧性的精神空间,而当我们凝视这些壁画,便会发现在那片黯淡的色彩内部,仿佛有一种光亮正在穿透黑暗想你袭来,神秘而有力。“罗斯科教堂”被认为是罗斯科艺术生涯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其生命终点的标志。

2012年11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览之后,我陷入了一段忧郁和失落的时期,从那样一个辉煌荣耀的台阶上走下来,我的雄心壮志该如何继续延展还不得而知。记得当时我曾经说过:“站在国博的台阶,我看到了全世界。”这个豪言壮语并不可笑,也不自大,关键在于如何去准备和实现那些梦想。

罗斯科《NO.2》布面油画 145.4x122.4cm 1947年作 华盛顿国家美术馆收藏

熬过洛杉矶又到了拉斯维加斯,我是一个吝啬的赌徒,每天给自己100元美金的预算,拉老虎机。很快我又回到了酒店房间,窗外是一片平川,是灯光的海洋。站在那里我猜想,同样的光亮映照着每一个望向它的人们,而它映照着人们不同的境遇,电影里也已经描述了太多。我是一个幸运儿,我什么都不缺,我也不敢去奢望意外之财,可是也不能说我不是“赌徒”。那一刻,我望向窗外,我其实在思量着自己还有什么筹码进行下一次出发。

罗斯科(1903年-1970年)

我在纽约的每一天都那么开心,想念家人,挂念老伴儿之外,我是那么开心。酒店里每一个人对我都很好。我算是大方,每次多给几块小费,算下来不是很多钱,却赢得那么多。我特别会计算小数点之后的钱,也很善于运用小数点之后的钱,因此我得到一个昵称是“点后”。我对小数点以前的钱很茫然,我可以用几十万去买绘画材料,买最好的,我坚信只有最好的才能叠加成最好。我毫不客气地“土豪”一般席卷画材店,仿佛钱就是一个“王八蛋”。我从巴黎买到纽约,店员都以为我是大艺术家,都跟我提曾梵志。几百公斤的绘画材料运回国内被海关调查了几个月,出具各种证明去解释画材乃自用而不是贩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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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罗斯科创作“西格拉姆壁画”为原型,曾荣获2010年的托尼奖最佳戏剧的话剧《红色》剧照

在为四季饭店的订单连续工作了三个月之后,罗斯科在一次演讲中最后一次阐述他对艺术的理解:“当我创作的时候,一种悲剧性的感觉时常伴随着我。”

罗斯科《多形态》布面油画 225.7x165.1cm 1948年

罗斯科用艺术消解了时间的延续性。与同时代许多前卫艺术家一样,他正面处理图形,画风简洁得有些夸张,但与此同时,他又能够通过“格调”与数世纪前的绘画传统对接。正是同传统的对话和对时间的理解的宽度和广度,让他与同时代如此不同,并最终脱颖而出。

1950年夏天一个酷热的夜晚,罗斯科(Mark Rothko)向艺术同仁们心灰意冷地谈论起他贫困潦倒时的情形。他说,如果谁肯每月给他600美元,那么他将心甘情愿地将自己以前所画的和以后要画的画全部奉送给他。艺术家罗伯特·马瑟韦尔曾回忆道:“我们站在那里,非常同情他,但我们知道没有人会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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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罗斯科《无题》油彩画布 175.26 x 127.33cm 1960年作 ,即将于5月在纽约苏富比上拍,估价3500万至5000万美元

市场价值或许会在短时间内受到很多方面的影响,流行、攀比、嫉妒、贪婪等等不一而足,但如果将时间拉长至以世纪为单位,其所能依靠的也只有艺术价值,和在艺术史当中的位置。而罗斯科的作品的市场走势正反应了这种规律。

与同时代的其他美国画家一样,罗斯科要凭着那点基本功,既要生存下来,还要摆脱欧洲现代派风格的影响。他先是为了生活,到百老汇的剧院做配角表演,画舞台背景和当灯光师;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罗斯科被迫以每周23.5 美元工资受雇于政府。

最接近死亡的颜色是黑灰色

然而实在无法忍受作品成为富人餐厅点缀的罗斯科最终还是退回了订单。1969年,他将这组壁画捐赠给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泰特专门为罗斯科设立了一个独立的空间展出这9幅巨型壁画,并且不会展出其他任何作品。另两组壁画目前收藏在日本川村美术馆,以及华盛顿国家美术馆。

1958年,正值事业巅峰的罗斯科,代表美国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同年,通过MOMA馆长阿尔弗雷德·巴尔(Alfred H. Barr)举荐,罗斯科获得35000美元(这笔钱相当于现在的250万美金)的佣金,开始为西格拉姆酿酒公司位于公园大道新总部的“四季餐厅”创作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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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艺术品市场由于全球流动性过剩而井喷式发展,蓝筹艺术家成为全球资金热捧的标的,罗斯科作品的价格也应声而起,全年成交额超2亿美元,《白色中心》由卡塔尔王室以7284万美元的天价购得,成为在公开市场上售出的最昂贵的战后及当代艺术品。而在此之后,这个纪录又被刷新了3次,其目前的最高拍卖价格是在2012年创造的——《橙、红、黄》在佳士得拍出8688万美元,仍是全球最显赫的价格之一。

新画面强烈的视觉感染力,令罗斯科收获前所未有的成功。在1953年加盟着名艺术商西德尼·詹尼斯(Sidney Janis)的画廊之后,罗斯科的第一场大型博物馆展览于1954年在芝加哥艺术学院举办。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不吝溢美之词地,并把罗斯科的作品形容为“抽象表现主义的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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